1950年7月4日，重庆嘉陵江边闷热得像蒸笼。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将举行，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拄着拐杖走进会场，步子不快，却极稳。两天后，邓小平在茶歇时递过来一张候任名单，老人瞄了一眼，轻轻摇头。“周老，贵州副主席非你莫属。”邓小平放低声音，“只要你名字摆在那里就好。”老人还是一句话：“我年纪大了，别耽误事。”短短几句，把在场干部都听乐了，这才是周素园——那个从清朝秀才一直闯到解放的新中国老兵。

倒回去半个世纪，1895年的毕节还没有火车，驿道上尘土飞扬。16岁的周素园挑着书箱，四处找报刊杂志，有时为了读一篇译文，能在油灯下熬到天亮。那会儿，他刚考中贡生，家里人希望他安分守己，可甲午战败的消息像一记闷雷：读圣贤书救不了中国。严修赴黔任提学使时，劝他专攻经学，周素园却回一句：“纸上章句救不了活人。”这股拧劲，此后再没变过。

1907年，《黔报》在贵阳开张，铅字哗啦啦落版的声音，把贵州人第一次带进了近代传媒时代。创刊号头条说：“兴学、办报、树党，三事不可偏废。”字是周素园自己刻的，排字工嫌麻烦，他索性蹲在车间边写边改。有人问他图啥，他拍着稿纸：“报馆办好了，才有人跟咱一起闹革命。”

辛亥风雷起，黔中枪声四起，自学社拉起队伍赶走巡抚，“大汉贵州军政府”一夜挂牌。35岁的周素园任行政总理，前呼后拥却没住进衙门，他搬进一间旧学堂，“离百姓近，心里踏实。”可军阀混战很快吞掉了辛亥的喜气，1925年，他辞官回到毕节，买田种地自称“乡居老人”，却在书房里潜心读《资本论》。外人骂他地主，他懒得辩。

时间掐到1936年1月，二、六军团过黔西北，地方武装将他当成“土豪”押到王震面前。尘封的书箱被打开，里面全是马克思、列宁原著，旁边还有厚厚的读书笔记。王震一笑：“老先生，红军来了您怎么不跑？”周素园答得干脆：“红军不会错抓我，我早想跟你们一道干。”这一句话换来“贵州抗日救国军”总司令的任命。十来天里，他帮红军动员出五千青年。队伍要北上，他57岁，胃病、关节炎一身毛病，却坚持随行。战士给他抬滑竿，他第二天就撑着木杖慢慢走，“麻烦小伙子抬着，心里不落忍。”

翻雪山那天，风大得像刀子剐脸。好多小伙子高反昏倒，周素园扶着傍山石一步一步挪，嘴里嘟囔：“爬过去，贵州老汉也能翻五千米。”队伍过草地时断粮，他把随身干粮掰一半塞给身边通讯员：“小兄弟还得跑腿，可别饿趴下。”老兵的顽强，让贺龙直竖大拇指：“这样的同志，十八个人抬也要抬着走！”

长征结束，他在陕北教马列、编教材，并做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他被任为八路军高级参谋，却因双脚红肿走不了远路。毛泽东写信安慰：“行止随健康决定。”周素园执意回黔开展统战，毛泽东爽快批准，还说：“何时动身，我来看你。”临行饯别那天，朱德递给他一包土洋结合的药膏，“路上抹一抹，脚好得快。”周素园拱手：“以后贵州形势，定期电告延安。”

1938年，他把两万盒云南白药运向前线，同时帮数百青年找到去延安的路。国民党特务监视他的日子里，他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：“身困贵阳，心在抗日。”重庆《新华日报》长期赠阅，延安还托人送毛毯，可惜路上被截。听说此事，他平静地写：“毛主席尚念老友，已足慰。”

1949年11月，毕节解放，电话线路刚架好，他第一通就打北京。“毛主席，我在毕节等翻身。”电话那头回了句：“素园先生辛苦。”平淡，却是肯定。贵州省筹建人民政府，杨勇先征求他的意见，他说：“建政是大事，我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。”

于是出现文章开头那一幕。邓小平一句“名字摆在那里就好”，不是客套，而是看重他的社会影响。刘伯承补了一句：“例会可不到，关键时刻有你撑腰就行。”三天后，周素园签字就任贵州副主席。文件下发，全省舆论一片叫好——老红军坐镇，基层干部干劲倍增。

省里给他配了军区医生，送去燕窝、人参，他挑挑拣拣，只收最基本的药材。工作间隙，他批改《贵州交通整修方案》，在旁边空白处又加三行建议：“修路先修桥，桥头得建临时医务室，山区工人摔伤多。”方案被全国政协采纳。

1951年冬天，北京的风吹在胡同口像刀割。政协会议休会日，毛主席把他单独叫到菊香书屋，谈了近四十分钟。临别时送一包燕窝，“补一补，别硬撑。”周素园点头，心里却盘算回黔后还得跑一次兴义，把那条险要公路再看一遍。

1958年2月1日，病房灯光微暗，他简单交代手稿去向，没留一句多余话。留下的三百多万字手稿，涉及贵州地理、民族、经济、兵制，后来都成了研究基础资料。去世讣告里只写一句：“贵州省副省长，周素园逝世。”而当年那句“只要你名字摆在那里就好”，依旧在贵州干部口口相传。

2